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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虚无本质——以苏轼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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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6-8 21: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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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生2018年旧文




初高中语文课本告诉我们,苏轼是中国豪放派文人最著名的代表(几乎没有之一)。确实,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至今读来依然大气磅礴,豪迈放达,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超脱感。


但这种豪放背后到底是超脱还是更深层次的绝望呢?


且再读这首豪放“绝唱”:
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读起来朗朗上口,一字一句铿锵有力,短短数百字,古今沧桑已俱在其中。


而在细读之中,我似乎嗅到了中国文化里的虚无本质。你看周瑜、曹操、诸葛亮这些左右时局的英雄人物,当年的美人大乔小乔,如今安在否?纵是“羽扇纶巾”,到头来还不是“灰飞烟灭”……这里,苏词虽然豪气冲天,骨子里却是虚无的,至少词人的聚焦点是历史的虚无。而人生如梦的感慨,预示着自己也会走进历史的虚无。


苏轼的虚无感,不仅表现在此,很多诗文都有类似表达: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这审视了世俗名利的倏忽急逝和不靠谱;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这表明了人生的虚无,且命运的迭代不休;


“事如春梦了无痕”“世事一场大梦”、“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苏轼纵有傲世之才,也没有脱离传统文人常有的人生如梦的感慨。


还有“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四十三年如电抹”“万事从来风过耳”等诗词,也很容易让我们生发宇宙永恒而人生须臾的喟叹。


如果说苏轼表达的虚无感是流淌在中国文人血液里的一大基因,那么这一文化基因从何而来呢?答案或许就在传统主流思想里。


汉以后,中国文人的人生哲学,一直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线。道家虽然讲“自然无为”,但也并没有真的忘记为庙堂之高的君主出谋划策,老子《道德经》五千言,说的也基本是圣人的事。圣人是谁呢?归根结底,圣人就是统治者。这一点,儒、道两家并没有根本区别。


至于佛教哲学,在印度虽有严格的信仰,传到中国则逐渐演化为多个分支,其中禅宗境界一类的学说流传最广。虽不乏真正的佛教徒,但毕竟是少数,对中国的历史影响很有限,远远不能和儒家相提并论。而中国的传统文人,得意时几乎没有不追随儒家入世思想的,但现实的坎坷、复杂、多变,又让入世的文人不能如意,失意之后,他们便常从道、佛寻求精神慰藉。


得意时儒家,失意时道家,绝望时佛家,这听起来是在说儒释道的不同作用,实际上仍是正统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一句妙言。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这样的儒家情怀,在苏轼、李白、杜甫、陆游等传统文人身上无一不存在,说白了,绝大多数传统文人都有居庙堂之高的政治抱负。而一旦政治抱负不被朝廷待见,仕途受阻,郁郁不得志,人生的虚无感便接踵而至。


因着政治上带来的虚无感,一些境界不高的文人便会抱怨自己怀才不遇(连浪漫如李白也不能幸免),或者感慨仕途的险恶,不屑于与“宵小之辈”争名夺利,而另一些境界较高的文人,经由仕途失意,(自诩)看穿了一切入世作为的虚无,便转而寄情山水,饮酒作乐,参禅悟道,或退隐逍遥,算是获得了别样深切的体验,升华了自己的人生境界(如陶渊明、阮籍)。当然,也有些文人,始终没有完全放弃入世的情怀,苏轼即是典型。被朝臣诬蔑、被流放蛮荒之地、被党同伐异,苏轼也总会在“有道难行不如醉”的牢骚之后,聊发他的少年狂,期待朝廷有朝一日许他“西北望,射天狼”。


我从苏轼身上看到了中国文人频频上演的一出崇高悲剧。说崇高,是感于他们心底始终保有的苍生情怀;说悲剧,是哀于他们注定不能实现其抱负。这种悲剧,不仅是说他们仕途失意之难免,更是指他们没能跳出专制统治的官本位思想,始终以为要拯救苍生,就得入朝为官或金戈铁马建功立业,否则,诗歌写得再好、书法再高超、修养再高岸,也只能是聊寄余生。一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写出多少文人的不甘!


或许,更高的悲剧在于中国文人信仰的缺失。中医认为人的死就是个元气耗散的过程,用陆游的诗句表达就是“死去元知万事空”,或者如孟郊的“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说到底,不仅升官发财注定虚无,就是艺术创作也是虚无,就是得意失意也是虚无,善恶到头也是虚无。虚无的虚无,终归于无(老子)。人生在根子上就是虚无的,这不同于宗教信仰。宗教必定会一个来世。正是为了这个来世,构成了宗教信仰的最高价值。就此而言,传统文人普遍没有信仰。


我们没法断定“人生虚无”的对错,只能说,这种思维方式是独断的,没有深思死后的世界,直接斩断了对死亡的多元探索,始终囿于现世,为及时行乐和苟且偷安打开了方便之门。


说起来,中华“万世师”孔夫子似乎难辞其咎。他一句“未知生,焉知死”,无形中给我们的生死观奠定了基调。其后中国文人对死亡的认识总体上延续旧说,新的探索基本没有,导致死亡问题在传统文化里被长期搁置了的,老庄虽有论及,但也没有用理性深入探索,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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