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生读书‖布鲁姆：检验文学经典性的最高标准（绝对值得细品）

人情淡漠 · 发表于 2024-4-5 01:55

舒生读书，综合整理

本文内容来自哈罗德·布鲁姆著

《西方正典》“经典悲歌”一节。

哈罗德·布鲁姆1955年起在耶鲁大学任教。

在美国，布鲁姆绝对算是一个大牌学者、批评家。

他以其独特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

被誉为是“西方传统中最有天赋、最有原创性

和最具煽动性的一位文学批评家”。

虽然他谈的是西方经典，

但又何尝不适用于任何国家的经典作品？

他的行文充满了个性风格，

陈词滥调都被过滤掉了，

大家认真品读，定有收获。

读书必须有取舍，因为实际上一个人没有足够时间读尽一切，即使他万事不做光读书也罢。

我们的教育应该更有选择性，要挑选那少数有能力变得高度个性化的读者和作者。对其他适应政治化课程的人可以任其自然。实际上，审美价值可以被认知或体验，却无法传达给那些无法抓住其感受和知觉的人。

一切强有力的文学原创性都具有经典性。

每一有雄心的作家主要还是为了自己，因此常常背叛或忽略自己的阶级，以便增进完全以“以个性化”为核心的自我利益。但丁和弥尔顿都为了自己所坚信的某种精神上丰富而正义的政治事业而牺牲甚大，但他们不会为了任何事业而放弃自己的主要诗作。

能够写出经典作品的人总是认为他们的写作比任何典范的社会事业更为重要。

弥尔顿如他之前的乔叟、斯宾塞、莎士比亚和他之后华兹华斯等人一样，直接战胜传统并使之屈服于自己。这是检验经典性的最高标准。

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

假如我们读经典是为了形成社会的、政治、或个人的道德价值，那我坚信大家都会变成自私和压榨的怪物。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

西方经典不管是什么，都不是拯救社会的纲领。

一项测试经典的古老方法屡试不爽：不能让人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

经典是死亡的侍从而不是主导社会阶级的奴仆。

不论是悲剧还是喜剧，缪斯总是站在精英一边。

一首目标明确的诗也许会有最典型的情感和最受称道的政治观，但会失去诗的意味。一位批评家可以有政治责任感，但他的首要职责是再次提出那古老而严峻的有关竞争者的三重问题：优于、劣于或等于？

认知不能离开记忆而进行，经典是真正的记忆艺术，是文化思考的真正基础。

阅读是为自我及陌生人而为。西方经典的存在不是为了增强预先存在的社会精英。它将被你和陌生人所阅读，于是，你和那些从未谋面的读者能感受真正的美学力量，以及波德莱尔所说的“没学尊严”的权威。美学尊严是经典作品的一个清晰标志，是无法借鉴的。

西方经典是一份幸存者的名单。

能成为经典的必定是社会关系复杂斗争中的幸存者，但这些社会关系无关乎阶级斗争。审美价值产生于文本之间的冲突：实际发生在读者身上，在语言之中，在课堂上，在社会论争之中。

审美价值出自记忆，或出自痛苦，出自追求更艰辛而不是便捷的快感所带来的痛苦。工人们充满焦虑，转向宗教并寻求解脱。他们确知审美对他们是另一种烦恼，这就使我们体会到，成功的文学作品是产生焦虑而不是舒缓焦虑。经典是一种焦虑，东西方经典都不是道德的统一道具。

最伟大的作家占据了经典记忆剧场的“场景角色”，他们的杰作占据了在记忆艺术中被“意象”所填满的位置。

捍卫西方经典绝非要维护西方，它不是一项民族主义的事业。审美与认知标准最大的敌人是那些对我们唠叨文学的政治和道德价值的所谓卫道者。

当今新历史主义者奇怪地混合了福柯和马克思，但这一流派却仅是柏拉图主义漫长历史上的一段小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