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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风流:好德好色的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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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3 14:1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十年前的作品。旧文更新,主要是为了留作纪念。


原标题:
吴宓小记——阅读吴宓得来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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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生,一直在跋涉的文字匠,自媒体〖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主编,苏格拉底和王阳明思想学说研究者。






好德好色的吴宓教授




我初中那年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本介绍民国年间知识分子的通俗刊物。其纸质很差,但对于我这个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中学生来说,它无疑是我的历史启蒙老师。


刊物介绍了民国年间的“十大知识分子”,以“中国十大大师”命名。七八年过去,我已忘了其中绝大部分内容,但它留给我的印象却并未因为时过境迁而消失。我从里面得到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即这些知识分子的人生太精彩啦,我要向他们学习。


该书刊以介绍人物生平事迹为主,最吸引我的是里面关于知识分子们的逸闻轶事。书的内容确已忘得差不多,连它所说的十大大师由那些人组成我都回忆不起,但其中对吴宓教授的介绍我仍然记忆犹新。讲到他的那部分,我反复看了四遍。


对那时的我来说,吴宓既风流倜傥又能未卜先知,简直是完美人物的典范。此后他成了我的精神偶像。以后我也常常想起这个人物,并希望有机会多了解他的生平事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直到大三才对吴宓这个人物有进一步的认识。


我周围的同学很少知道有吴宓这样一个人。别说吴宓,像陈寅恪、王国维这样名气更大的学者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不禁使我感到难言的悲哀。在我看来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他们却全然不知,还不把这些人物当一回事。难道我的偶像吴宓其实是个小人物,并不出名?为了证明我的偶像是否出名,我通过网上购书和上网搜索,对吴宓有了更深的了解。


百度这样介绍吴宓:


吴宓(1894-1978),陕西省泾阳县人。字雨僧、玉衡,笔名余生,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教授(1926-1928)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教授,1941年当选教育部部聘教授。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学贯中西,融通古今,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著作有《吴宓诗集》、《文学与人生》、《吴宓日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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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油画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那时期我连看了许多关于吴宓其人其事的文章。它们给我的印象是,吴宓确实算不上什么国学大师,后人称他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也不甚恰当。除了公认的早年留学哈佛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外,后人给的其他殊荣似乎都常遭人诟病。确实,他有生之年既没有写出系统的学术专著,也没有写出他梦想的伟大小说。至于他的诗集,业内人士看来也是平平淡淡,谈不上成就。不过,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里,活着的人们却越来越重视他的价值了,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留给我们的、由他女儿整理出二十册日记及其相关的书籍。


鲁迅曾批评胡适这些人写日记图身后名。他骂的是那些虚伪的文人自传,虽然很有见地,但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吴宓以真性情为师生称道,是典型的文如其人的文人。日记是他的内心写照。里面充满心理活动的描述,不像鲁迅那样专记些财迷油盐,他的笔触或感叹、或议论褒贬,不饰城府,坦率道来,极为真实,这和胡适日记中满纸政治的诉求极为不同。吴宓文学修养颇深,日记行文优美,语意恳切,总似有三分不尽的情趣和忧思阐而未发。这让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环境心驰神往,也为吴宓纯真的品格和深邃的见解而折服。可以说,当斯人不在之时,如此真实的吴宓,你只能从日记中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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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贵阳老朝阳村的一间现已关门大吉的旧书店发现一套吴宓日记,并不全,但有十来册之多。当时想买回来,但老板只愿打7.5折。学生的我嫌贵,恋恋不舍地走了。其后不久我再去,书店时已经倒闭了,后悔莫及。再后来我学会了在网上购书。想到我年少时的偶像,我买了三本吴宓日记(另外的买完了,缺货)。现在还没有细看,但仅仅是翻翻就知道了它确实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不搞专门研究,学术不适合诗人脾性的我。关于吴宓的事,我也不想去考证,因此我把所有关于吴宓的传说都当成真的。我把吴宓当做小说中的人物来阅读。


吴宓是可爱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经常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遵循着某种强烈的道德模式。但二者决不可同日而语,堂吉诃德是一位落魄的骑士,深受骑士精神毒害,而吴宓不容于那个时代的文化主流,被认为是守旧古板的知识分子。在那个西方文化当道的中国,这个留洋学子依然坚守在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与其说吴宓像堂吉诃德,不如说他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他不能像浮士德的助手瓦格纳那样安守书斋,他像浮士德那样有着一颗永不满足的灵魂。出世的思想逼迫他率直的灵魂走出个人的苦雨斋。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他没有好友陈寅恪那般坚决主张全心治学的意志。对好友的劝告,他也深以为然。但他还是没能静下心来治学。他奔走在出世与入世之间,同时又不属于二者。


他与好友攀谈时曾以二马作喻,比喻现实与理想的冲突。虽然不是比喻自己,可这个比喻用在他的处境上也再合适不过。不过这或许是表象,真正让他落得“吃力不讨好”的是他那优柔寡断、自相矛盾的性格。


吴宓觉得他四面受敌,落落寡合是因为他的价值抉择。这可以理解,那时他并不孤独,与他同一文化阵线的,还有辜鸿铭、王国维、陈寅恪、梅光迪等同仁。这些人都是学贯中西的知识名流。在哪个知识分子普遍“崇洋媚外”的时代,他们坚守传统文化的勇气显得异常悲壮。其中,吴宓可说是最坚韧的一个。


在“文革”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里,他自己身陷风潮,被一次次批斗,各种折磨使他伤痕累累,遍体鳞伤,但他依然坚决地向那些蛮横不可一世的红卫兵们喊出:


“我批林,但我决不批孔,即使杀头也不!”


这个命运乖蹇的老头喊出这样的话,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他始终自觉地承担着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是使命让他临危不惧。


我们当然有理由责难他守旧的符号式的人物(其实历史人物本身是丰富的,之所以成了符号式的人物,只因后生们要么是不去了解历史,要么是片面地理解历史),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坚守是难能可贵的。几十年不改初衷、逆流而上的坚守,有几人能做到呢?纵然他有千错万错,但一生躬行着“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理念,没有高尚的德行,没有坚韧的品性,能行吗?办《学衡》十二年,后来沦落到自己出钱办刊,同仁们都退却,并劝他放弃这种得不偿失的举动时,他也没有放弃,他仍然四处为《学衡》的复刊做最后的挣扎,可惜天公不作美,代表着他的理想、他的信仰的《学衡》最后还是停刊了。


他的努力虽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他的精神,他的坚持,他与新文化的斗争,这让我们今天看到了当时学界的另一种声音。有他们在,那段历史才不会那么单调,新文化运动才有了直接的批判传统文化的靶子。


吴宓是个偏爱三的人。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三段,将其哲学思想亦分为三层次,连他所爱的中外诗人亦分别有三,早年声称要为后世留下三部作品(最终只写了两部)等,这些都因为其对三这个数的偏爱。年少时崇拜他的最大缘由就是他对自己三段人生的划分。


他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三个28年,并确实活了84年。他也预感到了自己晚景之凄凉,也预感到伟人的陨落和新领导的伟人风采。这些现在还让人困惑,他究竟是怎样做到的?当然,这些属于个人的野史。他最受争议的是他那悲剧性的恋情。学界许多人对他的学说一无所知,却知道他是个深情的“渣男”。他那“一”与“多”的恋爱观,即使放到今天的中国也没有多少人会恭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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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夫人陈心一、长女学淑




吴宓的恋情可以用悲剧、荒唐、缠绵、执着来概括。说悲剧是说他爱来爱去,最后落得孤身一人。他结过两次婚,先和毛彦文闺蜜陈心一女士结婚,有了三女后离婚;最后是老年再婚,续弦是一个身怀绝症的年轻女子,婚后两年便去世。虽然前前后后有过这样那样的恋情,但最终还是没有再娶。他一生爱人几多,像他厚爱的贾宝玉一样,喜欢各种各样的女子,堪称是女权主义者。从好友抛弃的女友到自己的女学生,粗略看来,实在有些荒唐。


但吴宓不是那种世俗的逢场作戏的花花公子。他一直真挚率直,是君子式的风流。其天生多愁善感,他的“博爱”几乎是天生的。每次都用情至深,又被受伤的感情折磨得死去活来。在他的日记里,多处写到他为爱情痛不欲生。好在没自杀,否则这么可爱的知识分子,我们将看不到他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他的爱,又执着。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为了得到毛彦文的爱而义无反顾地与妻子离婚,而离婚后也没有抱得美人归。毛嫁给了比她爹还大的前北洋政府副总理熊希龄,这让性躁的吴宓懊悔一生。年过花甲还对此耿耿于怀。毛越不搭理他,他就越发思念她。她守寡后,他又努力争取她的爱,虽然又是徒劳,但他没有轻易放弃。至始至终,他都深爱着她。爱的同时,他还要遭受来自学界的各种鞑伐。


吴宓的好德好色在当时“有口皆碑”。他对道德的追求一如他对爱情的追求。吴宓给人的印象,常是严谨古板而不够幽默,这大概源于他那过分较真的对传统文化的追求。至于个人品格,他是名副其实的君子。对才华在他之上的人,他有俯首之诚,如他常在人前人后竭力称赞好友陈寅恪、学生钱钟书额才华。


才华在他之下的学者和同仁面前他也会表现出傲慢。但那不是居高自傲,他是那种“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学者,与其说他的傲是同仁的不敬,不如说他是在间接地批判那些不学无术、好赶时髦的学者。今天我们在回头看那段历史时,不是能见到许多弄潮儿的端倪吗?


要说吴宓在学术上也成就有限,且其为传统文化做的力挽狂澜也失败了。但其德行却是学界同仁所拳拳赞同的。他培育的学界精英遍布学界,吕叔湘、浦江清、曹禺、季羡林、钱钟书、李建吾、许国璋,穆旦、李赋宁、赵瑞蕻、张骏祥、袁可嘉、金隄、杜运燮、何兆武、唐振常等都是他的弟子。这些弟子在忆及老师时,无不表现出钦佩敬仰之情。连曾与恩师有过恩怨的钱钟书后来也在吴宓出版的日记所作的序里说他永远是吴宓的学生。可见其不仅仅是学识渊博,更有着高尚的品行修养。从教书育人取得的成就来看,鲁迅、胡适也不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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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吴宓与学生钱钟书






吴宓的逸闻轶事,至今还为中国学界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他留下了太多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钦佩的事迹。他的善良,他的固执,他的坚持,他的悲叹等,从这些事迹的侧面我们可以看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异常突出地集中着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进步与局限。然而,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这些可爱的人是一个大写的人,它不是那种高大全的形象,但绝对可爱,绝对值得我们钦佩。像萨特笔下存在主义式的人物一样,无论是非对错,至少他的生活是他自己选择的,他听从自身灵魂的召唤,而非由外物禁锢着,一言一行都遵循着别人的模式。他拒绝碌碌无为的生活,自觉将个人的所作所为与国家、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尽管命运多舛,人生坎坷,在苦难中也有伏首自保的时刻,但他依然不愧于陈寅恪所说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人格”的信仰。萨特评价切?瓦格纳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丰满的人!他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我觉得这话也适用于吴宓这样的人。


在知识就是罪恶的年月里,“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吴宓教授被下放到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在批斗中,他摔断了腿。后来又经受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他的日记相当部分遭到焚毁,但他还是坚挺下来,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最为完整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为我们窥探历史真相提供了一个特殊个人的视角。透过有些平淡的日记记叙,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老人在“文革”中顽强地与批斗斗争或者妥协,还看到了他与自己那桀骜不羁的灵魂所进行的斗争。那些牛鬼蛇神没有令他绝望,他顽强地熬了过来。


1978年1月17日,这个曾经好德好色,如今双目失明、整日卧病在床的老头终于走到了他人生第三个28年的最后历程。一年半后,国家为他平反。一切都昭示着国家正朝着正轨方向运行,“文革”成为历史。


老兵不会死,只会渐次凋零。随着岁月长河的流动,吴宓们注定会走向凋零的境地,但借着记忆的使命和精神的传递,我们可以让那些闪光的东西传之久远。


写到此,我想起《民国的教授?吴宓篇》中提及的一个事,大意如下:


老年吴宓坐在阳光下晒太阳,突然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上前来对他说:“吴老师,晒太阳啊!”吴宓听后先愣了一下,随即兴奋地说:“谢谢,已经很久没有叫我老师啦!”说完从荷包里取出十元钱递给女学生,学生大惊,说:“老师,我没未你做什么,你怎么给我这么多钱啊?我不能要!”“不,很久没人叫我老师啦。我很高兴。能叫我老师就够了。你拿着吧,否则我心里不安。”


这个小故事每次看都感慨不已。斯人不在,但那画面一定无比温馨吧,况且是在阳光下。我想这是风云际会后是尘埃落定,“教师”二字,饱含着他多少感情!弥留之际,神志昏迷的吴宓仍发出低沉的呼喊:


“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是啊,他是吴宓教授,独一无二的吴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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